媒介生物传染病，构成严重的公共卫生挑战！

　　新时代媒介传染病流行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及自然和社会因素对其控制的不可持续性，直接或间接驱动了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PART

　　01

　　“三环节”

　　传染源

　　传播途径

　　易感人群

　　传染病“三环节”

　　传染源因素

　　主要为媒介生物传染病的病原体变异及进化、多种血清型的存在、隐性感染、轻度症状及无症状等。如登革热有4个血清型，不同血清型引起登革热的严重程度不同，有些地区还存在多种血清型共同流行的现象。登革热、乙脑等媒介生物传染病存在隐性感染，给防控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传播途径防控因素

　　主要表现为宿主或媒介生物种类的高度多样性和持续的生态演化特征等。美国现有证据显示高达数十种鸟类和蚊虫可携带并传播西尼罗病毒。

　　人群易感性方面的不可持续性因素表现为媒介生物传染病疫苗可及性及安全性问题。

　　PART

　　02

　　“两因素”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传染病防控“两因素”之一的自然因素主要为气候变化、生态和环境改变、自然灾害和土地利用改变等。

　　气候变化是全球重大的环境问题，可影响蚊媒传染病的发生及传播，引起我国登革热及媒介伊蚊分布区向西、北扩展，可能会引起未来风险人口的大幅增加。尖音库蚊组蚊虫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建立稳定种群可能与气候变暖有关，增加了以西尼罗热为代表的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气候变化对鼠疫和HFRS流行也可产生影响。值得重视的是，气候变化和环境改变的双重作用引起媒介生物传染病的流行范围发生跳跃式改变，在远离原分布区的地方出现。气候变化对鼠传疾病也可产生显著影响。

　　造成防控不可持续性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全球化、城市化、人群行为改变、部分地区专业媒介控制队伍缺乏以及杀虫剂抗性增加等。

　　全球化造成的人口流动可引起疟疾、锥虫病、利什曼病、登革热、黄热病和鼠疫等扩散风险增加。疟疾是旅行中致死率最高的传染病，其次是登革热。利什曼病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快速传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激增的国际旅游。据统计，发展中国家的激增城市人口中近40%来自农村流动人口，往往伴随较差的医疗卫生环境、较高的人口居住密度，极易造成媒介生物传染病暴发和疫情进一步扩散。边境贸易的增加也可促进新的媒介生物传染病，如云南省输入性登革热等。此外，全球性的人群聚集，如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和世界杯等，对旅行的人数、目的地存在巨大影响，增加了主办国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

　　“一带一路”与媒介生物防控新需求

　　“一带一路”横贯亚欧非大陆，目前加入的国家和地区超过了120个，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地理范围广、生态类型及地貌多样性高，跨越了世界动物地理区域的古北界、东洋界、埃塞俄比亚界和新热带界，蚊、蜱和鼠等病媒生物种类多。当前，经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媒介生物传染病主要包括鼠传疾病中的鼠疫和HFRS，蚊传疾病中的西尼罗热，以及蜱传疾病中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莱姆病以及立克次体群等。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传播的主要媒介生物传染病包括蚊传疾病如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乙脑、西尼罗热、疟疾和血吸虫病等。当前上述疾病的流行主要是从或经“一带一路”国家传入为主，为新时期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构成了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输入会呈现出一些崭新的特点，如输入地点会从周边扩大到内陆，点多面广，输入的时间间隔会越来越短，输入越来越频繁，防控的难度和成本也会逐年增加，造成的损失和影响越来越大。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享用互联互通成果的同时，要重视沿线地区媒介生物传染病风险的变化。

　　“健康中国战略”中媒介生物防控新要求

　　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纲要》），第七章“强化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中第一节“防治重大疾病”，提出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我国法定传染病中鼠疫、登革热、HFRS、疟疾、黑热病、包虫病等重要媒介生物传染病防控都涉及媒介生物的控制。《纲要》第十三章“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第一节“加强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要求实施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策略；第二节“建设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提出了“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并要求：“到2030年，建成一批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的示范市和示范村镇”，提出了病媒生物控制水平是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的重要指标。2018年4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全国健康城市评价指标体系（2018版）》中，含4项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国家标准，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定义为“主要病媒生物鼠、蚊、蝇、蜚蠊密度控制水平达到B级及以上的街道比例。

　　新时代媒介生物防控策略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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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

　　2004年，为适应我国卫生城市、健康城市建设，及媒介生物传染病防“双重风险和负担”需求，刘起勇研究员提出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SVM或sustainablevectorcontrol，SVC）的创新理念和策略。该策略的内涵是“基于健康、经济及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开展及时、有效的病媒生物监测，对病媒生物及相关疾病做出切实地风险评估和控制规划，综合、有序地选择生态友好的控制技术和措施，始终实施监测指导下的病媒生物综合控制和管理，开展多部门合作及全民参与的协调行动，将病媒生物长期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该策略有效地指导了近年我国登革热的暴发控制，据此提出了布雷图指数≥5、≥10、≥20的情景不同的媒介伊蚊应对策略和网格化管理模式。随着时间推移，该理念不断促进了媒介生物控制学科的发展，得到了同行和WHO等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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