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多年前灰狼进化成家犬 最初被养来＂拿耗子＂

　　郎世宁的《十骏犬图》是清代养犬风气的明证

　　学者戴蒙德曾经提出过一个有名的原则：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命定论的味道，但确实说出了动物驯化的不易之处。他认为野生动物能否被驯化取决于是否满足6个必要条件：足够的食物、生长速度快、繁殖周期短、性情温顺、不易受惊并能在驯养条件下交配繁殖。6个条件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驯化就不能完成。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身边也能观察到——真正为人所熟悉的驯化动物，全世界范围也就那么有限的十几种。

　　在所有这些驯化动物中，最早被驯化的是狗。今天很多人将狗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荒径已风急，独行唯犬随”，在人类向文明社会踽踽独行的身侧，狗儿的确是伴随最久的伙伴。

　　3万多年前

　　灰狼进化成家犬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在家犬起源迁徙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在著名学术期刊《细胞研究》上发表。根据媒体的报道，张亚平团队发现，尽管家犬的祖先灰狼在全球具有非常广泛的分布，但各地的家犬并不是从各地的灰狼演化而来，而是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来自东亚南部地区的家犬群体具有最高的多样性。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家犬起源自东亚南部地区。

　　具体而言，从3.3万年前左右开始，东亚南部地区的一些灰狼可能由于被人类居住地周围的食物残余等所吸引，逐渐与其他灰狼群体分离，而与人类慢慢地相互靠近。家犬在这一地区与人类共同生活了上万年之后，于1.5万年前开始向西迁徙。在到达中东地区后，向非洲和欧洲等地辐射扩散，并在1万年前左右到达欧洲地区。在1万年前左右，这一群体还在中国北部与东亚家犬群体杂交形成了一系列混合群体。

　　这一说法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实际上，对于家犬的起源地点，不同的研究小组先后给出了东亚、中东、欧洲、中亚等不同的答案。而对于家犬的驯化时间，不同的研究团队也给出了从1万年前到3.2万年前之间多个不同的时间点。相对来说，今天的家狗起源于东亚，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的观点得到较多的认同。也就是说，中国很有可能是当代家犬的起源地。

　　雷州石狗

　　战国时期已有相狗业

　　雷州半岛兴石狗崇拜

　　狗是中国古代典籍中重要的角色。学者朱积孝记录，汉代设训管狗官职“狗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乡友杨得意和汉武帝的幸臣李延年都曾做过“狗监”的职差。南北朝给狗加以封爵，有“狗夫人”、“郎君”等爵号。唐朝皇帝给狗盖有华丽的屋舍，叫做“狗坊”，汉武帝甚至建有“犬台宫”。东汉末年的灵帝更是爱狗爱得发狂，史称他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缓”，“王之左右皆狗而冠”。与养狗之风相伴而来的是相狗业的兴起。它的出现至迟在战国时期。

　　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广东的雷州半岛，石狗文化正越来越绽放出夺目的光芒。在当地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各色各样的历代石狗文物；在许多祠堂等建筑物门前，石狗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时相伴。它们刻着“敕令敢当”的字样和“八卦图”，踩着“绣球”、“雷鼓”、“仙镜”、“法网”与“法绳”，显示驱邪治魔的神威。石狗原先只是安置在门口，后来逐渐发展为安置于巷头、村路。扩展成守山坡、守江河、守田洋、守坟地。凡是人们觉得此地有凶象，都安置石狗，或杀黑狗血以镇之。

　　现在已经贵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雷州石狗，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它是雷州先民崇拜雷神和狗图腾的信念的综合反映。雷州自古流传的每年三次的敬雷活动，都包含了向石狗供奉香火的内容，以祈求为家门呈祥报喜。

　　雷州文史学者陈志坚认为，石狗文化与早期“徭人”以盘瓠(也即五色狗)为图腾的习俗有关。作为雷州的早期先民，俚僚人大约在殷周之际就迁徙至雷，“他们崇拜雷神，依托雷神的庇佑，开荒拓展，繁衍生息。春秋时期的楚灭越后，徭僮人相继迁雷，与俚僚人杂居相处，成为雷州的古越族，俗曰南蛮”。雷州的石狗文化，就是从这种“俚僚人对雷神的崇拜与徭人对狗图腾的信奉”的综合作用下生长起来的。

　　陈志坚还指出：“犬能呈祥喜报贵子，是人们的迫切心愿。因之，石狗雕刻硕大的生殖器，显示雄者的阳刚之气，是人们追求繁衍生息发展的崇拜灵物。”

　　专家指出，长期以来，我国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都将盘瓠奉为本民族开天辟地的始祖而传颂，较系统的有关盘瓠传说的文字记载始于3~5世纪。

　　此外在《山海经》中就已有了关于犬戎与犬封之国的记述。从地理方位讲，犬封国、犬戎国应当在我国西北地区。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部族留下的文献记录太少了。

　　狗真的被养来拿耗子

　　中国或最早使用军犬

　　学者魏锁成指出：犬的驯养与役用是人类认识和生产史上的一次飞跃，为人类驯化饲养其他动物成为家畜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由于犬的报警和帮助，减少了野兽和其他许多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危害，有助于人类的繁衍和发展，对于人类走出野蛮的幽谷和史前文化发展史上无疑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狗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学者武庄归纳，狩猎、看家、食用、祭祀和随葬时，都少不了狗。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大量殉狗的遗迹。这种风俗可能既有驱邪、警戒的考虑，也是人们期望忠犬在另一个世界中仍能陪伴主人。有学者发现，“商代稍为大型的墓葬，犬常被埋于尸体下的腰坑，以便永久陪伴主人于地下”。商代对殉狗的需求量之大，让一些学者推断很可能导致了当时专门的提供犬牲的专业化养狗户。

　　很早开始，狗就成为了人们的好帮手。从被驯化，到周秦之际，当时繁荣的狩猎经济给了它们大展身手的极大空间。在这一长达数千年的时期中，猎犬伴随主人捕捉猎物，帮助主人获得食物，是它们对人类而言最大的价值所在。《吕氏春秋》说：“齐有好猎者，终日不得兽，入则愧其友。推其所以不得兽，狗恶故也。欲须良拘，家贫不能得，乃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良狗，有良狗则数得兽矣。”

　　既然是猎犬，自然要能捕捉尽量多种的猎物。所以中国古人养狗，至少在早期，也有抓老鼠的目的。这在《吕氏春秋》等古籍中都有不少记载。四川三台县的汉代崖墓中就有狗捉老鼠的画像，画像中，一只狗正得意地叼着一只老鼠，老鼠的尾巴在狗嘴外垂着。今天我们用“狗拿耗子”来指代多管闲事的看法，在当时可是没有的。

　　而与今天的军犬和警犬类似的战斗犬的历史也很悠久。魏锁成认为，战争中使用猎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早期社会氏族部落之争的时期，“很有可能，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服役的家畜”。古代神话传说称在上古高辛氏(帝喾)时，戎国作乱，高辛氏所畜养的一只五色狗名槃瓠者，深入敌人内部，咬死戎王，衔其首而归。这当中可能就蕴含了犬在远古就被用来作战的史实。相传夏代太康失国，少康中兴，恢复夏祚，就有赖于猎犬之助。战国时也有人用犬来传递情报击败对方的记录。五代时，“契丹兵围晋将张敬达，四面有犬掩伏，晋军有夜出者，犬鸣极警，终无突围者，为契丹所败，晋将张敬达被杀”。由此，星象上的“天狗星”也被认为与兵事、征伐等有关。

　　此外，汉字中狡、猾、突、犯、狠、猛、猜等与暴力、心计、攻击等有关的字都归入“犬”部，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国应当是最早使用战斗犬的国家之一。

　　狗作为食物，也是古代常见的现象。魏锁成指出，周代国家对养狗很重视，《周礼》中记载专掌犬政的官和吏共有20多人。

　　而春秋时在南方的越国，“人们把狗肉甚至看得比猪肉还贵重”。如《国语·越语》中说：“勾践令国人将免(娩)者，以告，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当时勾践正卧薪尝胆，图谋复兴，因此积极鼓励生育，尤其是鼓励生男孩，以提供足够的兵源和劳力，所以当妇女生育时，特别分狗作为营养补助。文、图/广州日报记者卜松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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